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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古代的图书收藏，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那些热心于文化亊业的帝王。这不足为怪，因为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田活动，都是和一些帝王的名书收藏名宇联系在一坏乐非常的。如，汉武帝时期就是如帝刘彻看到“书缺简脱，礼”的状况，很感慨地说广我为此担忧！”于是制定了征集天下图书的政策并加以施行，首先开启了献书之路，收到的成效是很显著的；“诸子传说，皆集秘府。”在后人眼中，这成为武帝在文治方面的一项业绩，它当然和刘彻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了。
帝王同图书收蒙关系密切不难理解。在封建社会里，帝 王掌握着国家最高政治权力，又是天下财富的最大拥有者， 如果其人有图书收藏意识，那么便完全可以借助权力财力以 行其亊。在权力推动、财力保障下的图书收藏，无论其深度和 广度，都将是任何个人无法比拟的。唐代的图书收藏为此做 了极好的注脚。 在中国图书收藏的历史上，唐代是颇有特色的，尤以开 元年间成就最为突出。元人脱脱曾经写道历代之书籍，莫 厄于秦，莫富于陏唐。”在他之前的欧阳修也曾感慨地说道: “藏书之盛，典盛于开元。”他在列举了开元时期巨额藏书数 宇后发出这样的惊叹呜呼，可谓盛矣！ ”在李唐王朝存在的 近300年间，为何国家图书收藏始终延续未断，并且在开元 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须从唐代 诸帝身上寻找锁钥。 据史载，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中宗李显， 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代宗李豫、文宗李昂、昭宗 李晔等，对图书收藏都曾给予过关注和支持，这种最高当局 的关注和支持，转化成了国家图书收藏活动的巨大内驱力。 那么，诸帝是怎样关注和支持图书收藏的呢？下面不妨概括 言之： 重视征集天下图书。在他们当政期间，都曾有过访书之 举，而最初树立起榜样的是李渊。武徳四年(621年)，唐军平 定军阀王世充、占领洛阳之后，接收隋炀帝杨广经营多年的 宫廷藏书，接藿朝廷专派司农少卿宋遵贵将这批文化遗产装 船走水路运往长安，不意途经三门峡时发生了翻船亊故，所 载图书十分之七八掉进了黄河，损失十分严重。翌年，秘书监 令狐德棻有感于“丧乱之际，经籍逸亡”，便向皇上建议购募 图书，李渊拍板接受。这样便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图书征集， “数年间，群书略备”。可谓初战告捷。此后，太宗、髙宗、中宗、 睿宗、玄守等各朝，都和前世帝王一样，进行过图书征集工 作，均卓有成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昭宗李晔。他登上皇位时，李唐王朝气数将尽，军阀混战，天下板荡，他曾数次给军 阀挟持离开长安，性命朝夕难保。就是在这般极度恶劣的政 治环境中，他还能够把图书征集的事情放在心上。如派遗监 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书”，他又接受臣下的建议，诏令收 回散落在京城制置使孙惟晟军中的内府藏书，放归原处，并 让那些昔时趁乱住进书库的乐舞艺人和军人搬往其他住地， 恢复了秘阁的本来“面貌”。 在征集图书工作的具体运作上，朝廷也很重视，这主要 表现在： 1擎派往各地购求图书的官员，一般政治身份不低，好办 事；业务上是内行，能识货。又都具有较高学识。如：睿宗录云 二年〖711年）二月所派出的访书使就是“京官有学行者’’；代 宗时期，受命到江、淮一带访书的苗发，在朝任都中员外郎， 又能写诗，被后世称誉的“大历十才子”之一。访书，这对官员 也是一种考验，行动不力、收效不显者，朝廷还要给予处分。 天宝年间，担任秘书正字、饮誉东瀛的大学者萧颖士奉命到 江南访书，因“淹久不报，为有司劾免”，便是一例。 2.实行的是有偿征集办法。武德年间，“购募遗书，重加 钱帛”，付酬多少，史无明栽。而在代宗时期，曾以千金购书一 卷。按此，李渊付予一卷书的酬金恐怕也相当丰厚。如果书主 不愿将书出售的话，那便暂借缮写，用后归还。当然，这也付 给一定报酬，至于报酬数额，文献上未见具体记载。隋代是 “每书一卷，赏绢一匹”，唐时与此价码当上下不远。这样做， 比那以权压人、巧取豪夺要文明得多。更重要的是，这种物质 利益的驱动，使藏书者愿意亮出家珍，它在拓宽献书门路方 面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重视整理内库藏书。从各地征集到的图书运到长安 后，便进人了整理、检校过程。这项工作起始于贞观年间。太 宗命秘书监魏微写出四部群书，后来魏徵改职离岗，虞世南、 颜师古又受命继理其事。到了显庆年间，李治还想方设法“令 工书人缮写，计值酬庸，择散官随番仇校”等，促进工程告竣。 唐朝廷对秘阁藏书的整理、检校一直是重视的，这集中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设置藏书官署。武德初年设置的修文馆（后更名为弘 文馆、昭文馆，开元七年又复名弘文馆，开元十三年(725 年)）设置的集贤殿书院（初为乾元院，后为丽正殿书院都是 国家级的图书收藏机构。朝廷对它们的业务职责有明确规 定。“详正图箱”，这是弘文馆的重要职责之一，而集贤殿书院 的职责是“刊辑古今之经籍”广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 滞，则承旨而征求”，政府有主管部门，并且业务范围明确，图 书的整理、检校便被纳人了朝廷政治运作的轨道，这对事业 的开展至为重要。 2.委派朝廷离级官员主持其亊。据史载，武则天垂拱以后，弘文馆馆主皆由宰相兼领。开元初年规 定，集贤殿书院“以宰相一知院士”。从委任官吏级别之离也 可看出藏书机构在国家最高当权者心中的地位了。褚遂良、 刘祎之、范履冰等都先后担任过学士、大学士或直学士。张说 曾在集贤殿书院知院事，贺知章、陆坚、李泌、武元衡等都先 后做过学士。上述人物都堪称一时之选。内库图书的整理、检 校所以能取得成就，和他们的学识，才智及努力是分不开 的。 3.供应优质的文房用具。整理、检校卷帙浩繁的内库藏 书对笔、墨、纸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对此，朝廷也给予了支持， 玄宗时期就做得颇好，“大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 墨三百六十三丸，岁给河间、景城、淸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 皮为笔材”。这就给图书整理、检校提供了物质保障。据唐书载，“开元时，甲乙丙丁四部书各为一库。……凡四库书， 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 写。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缧带，红牙签；史书库 钿青牙轴，缧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植轴，紫带，碧牙签；集 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对10万余卷图书进行如此精细的“包装”，所需材料的数量是巨大的，由此也不难看出当时 物质供应的充足了。 李渊、李世民、李治等为什么这般重视和支持图书收藏 事业呢？这是因为他们都有文史方面的修养与爱好。如，李世 民即位后，“锐意经史”，李隆基多才多艺，尤其爱好文学；李 亨也有文才；李豫“幼而好学”。有文史爱好，便会对读书产生 兴趣，由此引发图书收藏意识是必然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的图书收藏意识影响及于臣 民，国家图书收藏带动了社会上的图书收藏。有唐一代涌现 出了许多著名的图书收藏家，如韦述“家聚书两万卷，皆自校 定铅椠，虽御府不逮”，王涯“家书数万券，侔于秘府”，王方庆 家“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蒋乂“藏书至万五千卷”。甚至连舞 枪弄榉的军人也有喜欢收藏图书的，如魏州大都督府长史田 弘正“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社会图书收藏和宫廷图 书交相辉映，才构成了唐代图书收藏的全景图。 图书收藏并非一种孤立的文化亊业，乃是社会文化整体 的一个分脉。如果把社会文化整体比作一台机器的话，那么 可以这样说，它永远是在政治的控制下运转的，这就决定了 它所具有的特质：与国家的兴衰隆替息息相关。唐代的图书 收藏事业正是这样。贞观、开元年间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繁 荣，国家强盛，天下安定，社会大环境极利于各项文化事业的 发展，因此图书收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态势。安史之乱 后王朝由盛而衰，国家进入多事之秋，图书收藏也就迭遭厄 运，以至于尽弃前功。大的厄运有如下几次： 天宝十五年《756年》，安禄山叛军进人长安后，大肆抢 掠宫中金银财宝，内府藏书也未能幸免于难，“乾元旧籍，亡 散殆尽”。 黄巢农民起义军于广明元年攻陷长安后，放火 焚烧宫室，“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安史之乱后 1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图书又一次化为灰烬，“囊时遗籍尺 简无存”。 天祐元年(904年)闰四月，昭宗离开长安时，城内大乱， 内库藏书，“又丧其半”。国家动乱、干戈纷攘之际，不独朝廷藏书难以保全，就是 个人藏书也深受祸害。如韦述在安禄山叛军攻占长安后，仓皇逃往南山避难，家中“经籍资产，焚剿殆尽”；萧颖士在无奈 的处境中，“藏家书于箕、颍间，身走山南”。为了保全自身，只 好置心爱的图书于不顾了。 虽然，随着唐王朝的覆灭，一个时代的图书收藏也就揭 过了一页。但写在这一页上的内容，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大 规模的图书收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它和经济的发展并轨而 行，当然更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无论国家图书收藏还是个 人图书收藏，要得到发展并取得成就，上述条件是不可缺少 的。洪迈曾经说过：“今人观汉，隋、唐《经籍》、《艺文志》，未尝 不茫然太息也！”的确如此。研究唐代图书的聚散历程，笔者 产生了这样的强烈愿望：但思天下永远太平，永远不要有战 争，使人类文明的载体^图书再不遭厄运，让图书收藏事 业永远兴旺发达。 |
